“世界級創新產業集群就是要具備世界領先的規模和技術水平,擁有全球影響的集群品牌和龍頭領軍企業,掌握核心的自主原創的技術和顛覆性的關鍵技術的突破能力。”8月26日,第三屆全球灣區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在深圳前海舉辦,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50余人就全球灣區“城市群發展與區域創新”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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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國際高端智庫集聚區建設
會議由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辦、香港教育大學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澳門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中國知網協辦。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何俊志表示,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實施四周年。四年來,大灣區充分展現出“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蓬勃生機。
“來自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共同探討總結全球灣區城市群建設和區域創新的經驗,將有力促進本地區乃全球經濟的共同繁榮發展,進一步推動灣區研究的全球學術共同體建設。”何俊志表示,該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至今,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港澳社會動態、港澳治理模式和粵港澳合作”。今年研究院重點在深圳布局,今后前海分院將作為政策分析基地,光明校區則作為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基地,未來則進一步向中國香港、澳門以及歐洲、美洲擴展。
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王錦俠在致辭中也指出,放眼全球,城市群已成為支撐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發展的核心區域和增長極。本次論壇以“城市群發展與區域創新”為主題,展開深入交流和研討,將對粵港澳大灣區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在新的起點上加快打造“一點兩地”,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智庫發展是大國崛起復興的重要標志和鮮明特征,發展中國特色智庫、建設港澳研究基地是推進前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完成的重要任務。前海管理局致力于推進國際高端智庫集聚區建設,為各類智庫提升戰略研究水平、提高決策影響力和成果傳播力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王錦俠說。
目前,前海已出臺支持特色新型智庫發展的政策,匯聚各類產業智庫158家。除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深圳)外,包括中國社科院全面依法治國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中信改革研究發展基金會等機構也在前海落地分支機構,提升制度創新策源能力和文化軟實力。
推動灣區打造世界級創新型產業集群
學術會議由四個論壇組成,主題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與創新集群”“區域產業創新”“城市群與跨區域合作”和“城市群治理”。除了來自北京、廣州、深圳、南京等內地高校的學者,香港教育大學協理副校長、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執行院長周文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胡偉星,美國注冊規劃師協會、紐約區域規劃協會主任莫林·梅塔,魯汶大學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長本·德魯德、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也參會發言。
“十年前我曾在前海做研究,如今再來,發現這里高樓林立,金融中心已見雛形。這種不斷地迭代、快速地繁衍、生長的內在精神和邏輯,正是前海和灣區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沈體雁說。
沈體雁認為,全球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一個能在動能、要素集聚、輻射帶動等方面起到作用的新核心區,并跟周邊地區形成一種聰明的規模化和專業化分工、協作,即需要一個超大規模的創新集群,才能夠更多地發揮灣區的多樣化優勢,讓不同的人、機構、企業和產業在這里得到城市化經濟。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里,‘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三年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們希望能夠將超大規模城市治理、產業治理和創新集群治理有機地銜接起來,推動灣區培育和打造世界級創新型產業集群,發揮其多樣化創新優勢。”沈體雁說。
沈體雁提出,以新基建和產業大腦這樣的現代產業基礎設施為支撐,更好地發揮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信社會在超大規模集群治理中的作用,探索“平臺+生態”的多中心網絡化的治理結構,同時提供多層次創新公共服務,實現市場邏輯、公共治理邏輯,以及科學家邏輯相結合的創新生態,促進生意、生產、生活、生態四生融合發展。
“以創新性產業集群治理為核心的現代產業治理是城市治理和城市群治理的重要任務。”沈體雁說,產業集群是大灣區經濟發展的密碼,集群之所以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它創造了一個可以實現內外部工協作,且可以快速迭代的本地化創新生態系統。而傳統園區缺乏內在聯系,不適應創新發展的需要。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符正平則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的動力源。“大灣區在上世紀90年代時是‘前店后廠’,動力源泉是港澳地區。當時盡管制度差異非常大,但因為要素成本差異、市場機制,再加上良好的國際環境,確實從中受益良多。今年上半年,深圳經濟各項指標都不錯,外溢能力非常強。”符正平認為,深圳的創新網絡是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應把深圳特區的動力源泉發揮出來,做好深港合作這篇大文章,這是未來大灣區向前驅動融合的重要方向。
同時,他表示,這兩年深港在推動市場一體化、制度一體化,未來兩城的人流、物流、資金流都會流動起來,包括香港北部都會區可能會引來深圳很多企業設立分支機構,以及外國企業會在港澳和內地設立分支機構,其聯動也涉及從垂直的治理協調轉到橫向多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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