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壁壘，破而后立。

“制度創新”是前海推進開發開放的“源動力”，成立至今已累計推出805項成果，78項全國復制推廣。

隨著國家級戰略平臺和自貿區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處于制度創新第一梯隊的“優等生”前海，如何在中流擊水中挺立潮頭？

深圳特區成立43周年、前海成立13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廣東調研，并聽取前海合作區建設情況匯報后，要求加大先行先試力度，切實做好深港合作這篇大文章。

“先”字當頭，先行先試

8月1日，又一全國首創——企業開辦錄音錄像“雙錄簽名”試點在前海落地，投資前海者無需辦理數字證書、支付認證費用和額外下載APP，微信掃碼即可使用音頻、視頻簽名認證，實現開辦企業的無介質、零成本、全流程快捷申報。

新模式推行后，預計首年即可為前海企業節省數字證書費用約1300萬元，后續則每年節省年費約3800萬元。

類似這樣的探索在前海持續發生，且反映出前海制度創新的顯著特點。

作為國家級“試驗田”，前海有著破“壘”和立“新”的天然自覺，既在大量國家事權支持下“先行先試”，也在地方事權范圍內“邊行邊試”。

比如，今年2月，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和廣東省政府聯合出臺“金融支持前海30條”后，前海跨境金融領域不斷釋放紅利，全國首批“不落地購匯”業務、人民幣資本金結算業務、“前海港企貸”等相繼落地。

而8月26日，包括自然資源管理、規劃建設、投資管理、法治建設等領域共101項深圳市（區）級行政職權事項也正式“下放”前海。除了便利前海投資者和居民外，也賦予前海在改革創新上擁有了更大自主權和更高決策效率，助力其探索經濟區與行政區適度分離管理體制機制。

這種自覺亦是區域內政府、社會、市場三個主體的共識，同步或聯動式推進的制度創新比比皆是。比如，可“一站式”為港澳人士和企業免費提供259項企業政務、商事登記、涉稅業務等服務的“前海港澳e站通”，由前海管理局攜手市場監管、社保、稅務等多部門打造；“港澳居民一體化醫療服務模式”由前海蛇口自貿區醫院與聯合醫務中國推出，“首筆跨境人民幣大宗商品跨境交易落地”則是前海聯合交易中心推動的。

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這種制度創新更強調以市場主體獲得感強的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進行突破，并以此作為評價標準，加強跟蹤問效，為企業降本、提效，優化營商環境。

目前，前海在廣東省、市內復制推廣的前海經驗已超過400項，在全國其他省市系統復制推廣的前海經驗同樣也超過了400項。

“智”字蓄力，對標國際

前海的制度創新成果拓展了產業發展空間，促進了跨境人流、物流、資金流的融通，為大灣區乃至國家參與全球國際化競爭帶來助力。

而隨著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以及企業“走出去”內驅力增加，各地大平臺都注重構建與國際高標準規則相對接的開放型環境，前海的制度創新也更強調規則的“深港跨境銜接”和“國際對標”。

特別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下稱《前海方案》）發布后，這種趨勢愈發明顯。以兩個月前發布的“廣東自貿區第六批制度創新案例”為例，22個前海入選案例覆蓋投資、貿易、金融、粵港澳合作、法治建設、優化營商環境等各個領域，過半都呈現出“深港合作”“國際視野”等特點。

“前海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可爭取更多先行先試與壓力測試政策落地，擔負起探索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經驗的歷史重任。”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符正平說。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主任胡偉星也認為，前海應圍繞法律法規、決策機制、民生保障等方面與香港加大融合力度，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智慧策源功能。

事實上，近兩年來，前海已開始為未來制度創新蓄力，不僅出臺支持特色新型智庫發展的政策，還啟動建設高端智庫集聚區，已匯聚各類產業智庫158家，包括中國社科院全面依法治國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中信改革研究發展基金會等機構在前海落地分支機構，提升制度創新策源能力和文化軟實力。

就在前海13周年當天，第三屆全球灣區發展國際學術會議亦在前海舉辦，來自國內外50余名專家學者就全球灣區“城市群發展與區域創新”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研討。

“我們將發揮智庫集聚區作用，推動制度學習借鑒，通過支持智庫機構高質量發展，對新加坡、迪拜等一流自貿港的先進做法進行跟蹤研究，以高水平研究成果賦能前海制度創新蓬勃發展。”

前海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前海將持續完善落實《前海方案》制度體系，加快形成一批務實管用的政策舉措，同時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制度型開放，結合深港合作新形勢，建立改革創新政策庫，推出一批創造型、引領型的改革舉措，釋放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