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一條深圳河，見證了中國兩個“特區”波瀾壯闊的歷史。

40多年前，深圳河畔，改革開放，春江水暖，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誕生，一片熱土開啟了逐夢的旅程。這一落子布局，正是當時的國家戰略。及后，深港兩地山水交融、人文相親、休戚與共。

蜿蜒的深圳河在光陰中靜靜流淌，河岸南北共融亦如水到渠成。

2021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期內第五份施政報告。同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公布，把香港建設北部都會區的雄心展現在世界聚光燈之下。

“雙城三圈”的構想，再次攪熱了一河之隔的深港雙城。

香港“向北”，深圳已等待多時。

10月20日，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會、深圳智庫聯盟主辦的“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庫峰會”在深圳舉辦。會上，學者們熱議如何與香港北部都會區對接、匹配、平衡，并提出了“臨港都市帶”構想。

毫無疑問，一場世界級的新雙城故事正在上演。

過河

香港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離不開與深圳的深度融合、協同發展，包括了資金的“過河”與人才的“過河”。

香港要建設北部都會區，“過河”是繞不開的關鍵詞。

1911年，廣九鐵路全線建成通車典禮在深圳的羅湖橋舉行，此后數十年間“羅湖站”成為連接香港和內地的唯一通道和交通樞紐，人流物流從這里通達全國、走向世界。

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之初，從哪里開始起步建設，眾說紛紜，最終選擇在深圳河北岸率先開發，炸平羅湖山，搬山填洼、筑路蓋樓，建設新的聯檢大樓，擴大口岸和火車站樞紐區域……

如今，河北岸，深圳高樓林立；河南岸的香港土地上，時間卻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如同繁華都市旁的“世外桃源”。

長久以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依靠港島而建，這里有著世界最密集的摩天大樓、最高的人口密度。目前香港九成以上的人口及商業都聚集在維港兩岸，形成維港都會區。香港越來越多有識之士認為，維港兩岸的發展已高度飽和，居高不下的房價，抬升香港社會整體成本，已經難以支撐香港在新時期的發展。相對而言，香港的新界北部仍有大片未發展的土地，這些土地鄰近深圳，具有潛力，可提供大量發展機會。

“它不單是滿足香港市民居住需求的一塊土地，而是要成為另一個具備綜合性功能的都會。”林鄭月娥在接受南方報業記者獨家專訪時透露了北部都會區建設的初衷，這張藍圖的實現離不開與深圳的深度融合，協同發展，包括了資金的“過河”與人才的“過河”，港深兩地在新經濟、科創、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有著大量的機遇”。

因而，在其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明確了北部都會區要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雙城三圈”的戰略性布局，成為香港第二個經濟引擎。如果能借機將香港北部片區建設成為新的“宜居宜業宜游的都會區”，則既可成為與南部（維港）都會區配套發展的新平臺，也可與其僅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所謂“三圈”，即香港北部由西向東與深圳相鄰的“深圳灣優質發展圈”“港深緊密互動圈”和“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游圈”。

在這份長達55頁的施政報告中，林鄭月娥形容“對于港深合作，從來沒有寫得這么多”。

據了解，北部都會區包括元朗區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包括天水圍、元朗及粉嶺/上水等已發展成熟的新市鎮及其相鄰鄉郊地區，并有6個處于不同規劃及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和發展樞紐，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廈村、元朗南、新田/落馬洲、文錦渡和新界北新市鎮。這里與深圳接壤，擁有7個陸路口岸，是香港境內促進港深融合發展和聯系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最重要的地區。

“深圳是香港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陸路門戶。過去40多年來，港深兩地由西至東建設的這7個陸路口岸和相連的交通基建，使兩地有條件跨越后海灣、大鵬灣和深圳河而相互連接，由此形成‘雙城三圈’的空間格局。”林鄭月娥說，“雙城三圈”空間概念的確立，有利港深政府共同促進兩地在經濟、基建、創科、民生和生態環境的緊密合作，強強聯手，產生“1+1＞2”的效益。

為了更好地“過河”，林鄭月娥介紹了施政報告提出的五個鐵路項目，包括3條跨境鐵路項目，“其中港深西部鐵路是由香港的洪水橋去到深圳的前海，還有一個是把我們的東鐵線延伸到新的深圳羅湖站（羅湖南站），并在深圳境內設立‘一地兩檢’口岸”。

在這樣的跨境交通布局下，加上原本的廣深港高鐵，未來香港和深圳將有4條跨境鐵路，會以“一地兩檢”方式過關，市民無須步行跨過深圳河，乘坐火車就可直達深圳。

風口

作為全球一線城市，香港光靠金融發展還不夠，還需要發展高科技。近年來，香港致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推動再工業化。

蜿蜒的深圳河在歷史中靜靜流淌，河兩岸的人們也對“過河”素來熟稔。

1947年底，上海商人李震之在香港創辦大南紗廠。作為二戰后香港第一家紗廠，它開啟了香港紡織業飛速發展的道路。香港由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轉變成為以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從而走上工業化道路，實現了第一次經濟騰飛。隨著改革開放拉開帷幕，香港不斷攀升的成本制約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大批香港廠商逐漸遷往內地，以合作共贏的姿態開啟了內地“前店后廠”“三來一補”的新模式，同時為香港經濟發展騰出新空間，借助中國高速發展創造了香港的“亞洲奇跡”，依靠金融業和專業服務業實現了第二次騰飛。

從轉口貿易到金融業，香港下一次騰飛的風口在哪里？

答案是：科創。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香港已經意識到作為一個全球一線城市，光靠金融發展還不夠，還需要發展高科技，最近幾年這個趨勢很明顯。

的確，近年來，香港致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推動再工業化。比如，香港多所大學的基礎科研實力雄厚，通過轉化和應用，可為香港的再工業化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林鄭月娥也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令“再工業化”植根香港，使創科成為香港新經濟動力。

一切早已有跡可循。

1997年，深圳河治理一期工程完成后裁彎取直“造出”了一個0.87平方公里的河套。2017年1月，深港兩地政府簽署《關于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明確雙方在河套A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同時香港也支持深圳將深圳河北側毗鄰河套地區的約3平方公里區域規劃打造成為“深方科創園區”，共同構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2019年2月和8月，“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分別被寫進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

但用地短缺，仍是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制約。雖然正在興建的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內，規劃的總樓面面積已大概等于三個位于白石角的香港科學園，但與深圳河北岸的深圳科創園區比較，則相形見絀。

對此，林鄭月娥表示，“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建設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深圳乃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創科發展相輔相成，成為“香港硅谷”。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常務副會長邱達根分析，香港科創產業布局不足10年，相關投入雖不及深圳，但目前也孕育出3000多家科技創新企業，在世界上人口相當地區中比例并不低。此外，香港擁有一批國際一流水平的大學和學科，基礎研究能力較強，香港自由港制度對國際科研資源保持較大吸引力。

“但可以看到，目前香港發展比較好的科技企業，主要是基于原有產業基礎，比如物流、金融，在缺乏產業支撐的領域就比較單薄。”邱達根認為，未來香港需要更加主動，確立類似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創新方向，加大力度推動發展，并進行更多政策創新。香港對北部都會區的定位和建設目標，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發展科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決心，也是順應時勢、把握機遇的努力。

不少學者也認為，香港把科創產業這一未來經濟發展核心放在毗鄰深圳的新界北部，除了土地供應需求，更多的是期待與深圳乃至內地深層互動，尋找第三次轉型的破局。

互補

港深兩地存在優勢互補的空間，香港金融、貿易、航運發達，制造業和科技產業則是深圳的強項。

香港如何與同樣以科創作為“標簽”的深圳，錯位發展？

林鄭月娥說，港深兩地確實存在優勢互補的空間。在產業結構上，香港金融、貿易、航運發達；但在制造業和科技方面是短板，缺乏大型科技產業，這恰好是深圳的強項。“以前我們說創科，就是在香港做研發，在深圳制造，然后在香港做集資上市。但其實在制造業那里還可以細分的。”她進一步表示，在北部都會區建設新田科技城，要比落馬洲河套區大兩倍，而且定位在科技創新中心和高端科創服務業，“有了地方，一些比較尖端、先進、由智能推動的創造，也可以直接動手先做出來。”她舉例，比如，醫療器械或者藥物，香港可以打造一個先進的制造業中心。“如果成功了要大規模生產，那可以在深圳做，甚至可以在東莞、佛山生產。”

“香港在科研、吸引國際人才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有一定的優勢。而兄弟城市深圳、東莞有著先進制造業的基地，把研究成果轉化成商品的能力很高。”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需要全心全意和深圳協調發展，使整個科創的產業鏈更加完備，這樣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就會更強。

香港業內人士指出，作為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的核心區域，北部都會區應以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及再工業化為主軸配合新田科技城和前海的深港合作發展，將會為香港帶來更高的生產總值。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認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已經確定將醫療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機器人、新材料、微電子及金融科技作為優先發展的6個領域，深圳已經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北側規劃了“深圳科創園區”，為深化香港與深圳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新界北地區具有毗鄰深圳、對接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連接香港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連片開發的土地空間，具備發展科技產業園區的良好條件。

攜手

“臨港都市帶”構想與香港北部都會區在內涵和目標定位上實現了平衡對接，對于深港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北部都會區的提出，對香港來說，“跨界新視野”是熱詞，而跨過深圳河，便是“臨港都市帶”。

在“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庫峰會”上，提出了“臨港都市帶”構想。

構想中這個與香港海域陸地相鄰的深圳臨港都市帶，由西到東包括前海、南山、福田、羅湖、鹽田、大鵬新區，總計面積約602.68平方公里的帶狀空間。專家們預言，未來20年香港與深圳接壤地帶將產生第二個CBD和新增長極，深港應圍繞該主題持續溝通協調。

“北部都會區是開啟由治及興新進程的標志性事件，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工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建議，支持深圳國資國企、大型央企和民企等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支持深圳企業到北部都會區設立雙總部、分公司、研發中心、聯合實驗室等機構，開展項目合作，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

至于兩地的科技創新合作模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黎晨倒認為可以延續過去“前店后廠”的傳統，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前研后產”，利用香港的大學科研優勢，實現大灣區內的產學研合作。在他看來，近年大批香港高校在內地設置分校區，正是這種趨勢的體現。

事實上不僅僅高校，隨著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越來越多的香港科創企業主動對接內地，為自身發展謀求新的空間。

位于深圳福田區南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接壤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橫跨港深兩地，已經建成港科大藍海灣孵化港、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場（福田）、香港青年創新創業社區等6個面向港澳青年的創新創業基地，入駐團隊九成有港澳背景。不久之后，香港科技園公司更將作為運營方，參與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場建設，帶來更多香港科創企業入駐。

“所以會上提出的‘臨港都市帶’構想，與香港北部都會區在內涵和目標定位上實現了平衡對接，對于深港融合，可以進一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深圳智庫聯盟理事長、市決咨委專職常務副主任高振懷說。

不僅是科創，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指出，北部都會區對深港合作意義重大，開啟了深港合作的3.0版本，將提升深港合作的層次和水平，促進深港共同高質量發展。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后，產業層面的“前店后廠”是深港合作的1.0版本；在2000年后，CEPA框架上的全面合作是2.0版本；而3.0版本的意義在于，深圳河的南北兩岸在國家戰略的大格局里，攜手合作通過制度創新來拓展發展空間。

實際上，對于深港合作，深圳方面也是早有作為。今年5月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十四五”時期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時，對深港合作就有重點著墨。比如報告指出，強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和規則機制“軟聯通”，促進人員、貨物、資金、技術、信息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等。

如何流動？深圳羅湖區率先作答。

在香港北部都會區規劃中聯通深港的七大口岸，有三個坐落羅湖區，分別是羅湖、文錦渡、蓮塘（香園圍）。記者發現，羅湖的“三口岸”已經開始布局：在羅湖口岸，香港東鐵北延至深圳站后，深圳站將與港東鐵13個站點、3個換乘點實現通勤化交通；文錦渡口岸將升級為商務型陸路口岸；蓮塘口岸則有望試點“港車北上”。一旦規劃落地，順利推進，深港雙城交通實現“通勤化”，而通過南北“雙高鐵”，則能擴大“1小時生活圈”，高效連接大灣區城市群。“從羅湖出發，60分鐘可達大灣區各城市中心區；45分鐘可達香港中環，這里將成為大灣區協同發展的‘樞紐’。”不少在羅湖區生活多年的港人都對未來充滿期盼。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在羅湖工作生活的香港同胞有近4萬人。作為“港味濃郁”的區域，羅湖對未來深港合作的規則銜接，也拉起了框架。

今年，深港口岸經濟帶羅湖先行區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點工作，比如探索共建大灣區免稅城，羅湖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口岸消費、免稅經濟，引進一批香港優質零售、餐飲品牌。

此外，在專才方面，羅湖將探索港澳專業人才備案后提供服務，推動專業服務企業跨境經營；在教育領域，加快推動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羅湖辦學點、港人子弟學校建設；在醫療領域，爭取羅湖區人民醫院納入跨境轉診服務和“港藥通”機構等等。

在邱達根看來，未來福田、前海可以吸引更多年輕港人前來創業，羅湖則可成為港人生活的聚集片區。

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同根同源，同聲同氣。指向未來20年的北部都會區不僅是“一紙規劃”，更是港深兄弟同心的美麗愿景。

香港“向北”，深圳“南迎”，一河之隔的雙城故事將驚艷世界。

南方報業記者 陳彧 王勇幸

李心迪 張瑋 徐峰 夏凡

統籌：謝苗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