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精彩繼續，多場研討會碰撞出思想火花。與會國內外嘉賓將目光聚焦到粵港澳大灣區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市場化水平和經濟開放度最高、經濟體系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新發展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必須承擔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戰略支點的責任。

“制度型開放”就是生產力

新發展格局下，與會嘉賓論及高質量發展之道，“制度”“規則”成為了高頻詞。

在廣東省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王珺看來，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展中，技術、知識以及高素質人力資本等高端生產要素的流動，對制度環境的敏感度更強。這種環境包括諸如規則、條例以及治理機制等方面。

立足粵港澳大灣區，王珺觀察到，“制度型”開放包括了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對標國際通行的高標準規則，大幅度簡化行政審批手續，將審批制變為備案制；規范事中事后監管，千方百計地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等等。

“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的重點內容，應該從基礎制度建設、要素市場化改革、現代市場監管機制完善入手。”廣州市社科院院長張躍國指出。

相比其他區域，大灣區市場化水平和開放程度普遍較高，內部互相依存、互動互融的基礎條件堅實、主觀意愿強烈。“因此其發展的著力點，要聚焦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張躍國談到。

當前，廣東深入推進“灣區通”工程，在國際上沒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先例的情況下，走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度實踐，為全球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法律體系、不同市場機制之間的對接和融通提供了可復制經驗。

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劉遵義說：“大灣區就像是一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迷你版一樣，每一個城市都能在這樣一個迷你版下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劉遵義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重要引擎，不僅能夠推動中國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和開放，亦能推動周邊地區發展。

“規則就是生產力。要推動大灣區內部規則的對接，可把香港、澳門的規則，尤其是商業規則首先應用到珠三角。”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指出，規則的對接可以以點帶面的方式推行。

目前，中央已經批準建設了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自貿片區。鄭永年建議，首先要將這三地的規則整合統一。“不能橫琴搞一套，前海搞一套，南沙也搞一套。”鄭永年指出，“三個片區的規則統一后，可以以點帶面推廣到整個大灣區。”

世界看到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

大灣區是中國實行更大力度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今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陸續出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注入了強大動能。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首席顧問研究員劉劍雄看來，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龍頭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內這兩個方案的漸次出臺，都體現了中國正在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

“通過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實現人員、商品資金和信息在大灣區的一個便利的流動，從而發揮港澳既有的國際化優勢，在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當中發揮戰略支點作用，讓其真正成為暢通國內大循環，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的樞紐。”劉劍雄說。

在更大力度的開放中，大灣區凝聚了外界更多期待的目光。

英國工黨影閣財務部發言人、議會上院議員戴維森勛爵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項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舉措，這項舉措對英國具有真正的借鑒意義。大灣區的突出特點在于通過政策支持，將主要的地區城市聚在一起，并評估這些城市如何通過優勢互補進行合作，研究如何利用這些城市自身的比較優勢，打造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集成區域。

“新加坡早就看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已經在廣州和深圳布局合作平臺。”新加坡前總理、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對粵港澳大灣區充滿期待。

“1971年我第一次來到廣州，要去香港只能坐火車慢車。2019年我登上大灣區的大樓，眼前是一片大都會景象。”吳作棟說，大灣區擁有一個基于市場的營商環境和高效的管理體系，新加坡和大灣區能夠相互支持彼此的發展。可以預見，粵港澳大灣區肯定能實現目標，成為區域發展引擎。

吳作棟提到，新加坡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經做好了準備。新加坡早已看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已經在廣州和深圳布局了中新廣州知識城、新加坡—深圳智慧城等合作平臺，新加坡企業將借助這些平臺進入大灣區。

“世界的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優質人才都想進入，不想離開，也無法離開這樣一個平臺。”鄭永年建議，在大灣區的基礎上，可建立中國南方共同市場，最終形成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如果能實現這一目標，粵港澳大灣區將遠遠超越美國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變成世界上最強的一個大灣區。